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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恨云愁——说王安石变法(改、续)

2015/12/21 9:56:15
本帖最后由 回忆专用小马甲 于 2015-12-23 14:03 编辑

来领教一下臣党们的厉害吧。


先说一幅画。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点,跳到五年之后,公元1074年。此时王韶不仅打下了河州(其实这是第二次打河州了),而且把湟州内外一荡而空,自唐安史之乱后,丢失三百年的河湟地区,绕了一个大圈,终于回到宋朝的手里。失去了地盘和“勇士”的木征认怂,为了表达投降的诚意,他改名“赵思忠”,还有那个瞎药,他也改名了,按他的级别,是不够资格姓赵的,但不要紧,宋朝还有个姓也很流行——瞎药改姓包,名约。政治上,看起来跟其他胳膊拗不过大腿的结局没什么两样,臣党们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未来的文坛领袖苏轼被贬到了杭州,前言官领袖吕诲活活气死,韩琦病重,欧阳修辞职,文彦博默默领薪水,只有司马光同志独自坚守……在官场之外。是的,阿光此刻正在洛阳写他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但论起新法最辉煌的成就,那当然得是财政大丰收了,神宗当初在春季祭天大典连赏银都发不出来的尴尬事再也不会发生,《时代杂志》评论人类历史上最有钱的十个人,神宗排第三,在他后边,比尔盖茨排第九,忽必烈排第十。变法形势一片大好,成果十分喜人,神宗特地在紫宸殿对改革功臣进行了隆重表彰,他解下了自己的玉腰带,亲手系在了介甫同志的身上,这条玉腰带是稀世珍宝,但跟宰相大人对社稷的贡献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王安石来说,现在的一切灿烂光明,他是最得皇帝信任的重臣,“神队友”王韶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凝聚了他全部心血的新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此时的王安石毫无疑问已经站上了人生巅峰,只要再进一步,宋朝几乎可以重新焕发太祖那时的气象。远景可期,他看不出,还有什么能阻挡他和他的新法继续为大宋朝的明天保驾护航。


但一个很小的意外发生了。有个叫郑侠的守门人画了幅画,然后他动了点手脚,让神宗看到了这幅画。皇帝看完之后,脸色大变,他第一次在没跟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罢除新法。王安石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一连给神宗上了四封奏章,称病请求辞职。臣党们惊喜交加,郑侠就这样立功了!这真是一幅神奇的画。竟然直接导致苦心经营五年的新法罢除,更气得王安石要辞职。这画画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灾民,很多很多灾民。皇帝被《流民图》上百姓困顿流离的惨状惊呆了,彻夜难眠,郑侠更在奏章里火上添油,声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高太后马上跑来打边鼓“安石乱天下”(这个女人事很多,是绽放在深宫内的一朵奇葩),还有我们的阿光,永远知道该如何精准把握时机,他第一时间从遥远的洛阳发来加急奏章,痛陈新法六害。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神宗终于让步了,新法停止,王安石外放。


这幅画有这么厉害吗?有,很有。这幅《流民图》提醒了皇帝一件事,那就是“天命”。皇帝是天子,代替上天的意志治理天下,如今天下大旱,民不聊生,“灾者,天之谴也”,这是老天爷给人间帝君的警告。这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已经深入人心一千多年了。像仁宗朝开封城淹一次水,便成了狄青“武将亦阴也”的催命符,再刮一阵风,便可吹飞吕夷简的“枢密史”。神宗也不例外,对“天命”他深信不疑。其实只要翻开《神宗纪》,你可以看到神宗最常干的事就是在各种“天变”之后“祈福”,免赋税,赦免罪人,频繁的时候月月都要来个一两次,罪己诏都下过。深信不疑的后果是他大为惊恐,惊恐之下,他犯错了,他停止了新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印证了这个传奇,郑侠在附《流民图》的奏章里跟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去安石,天必雨”。果然“是日雨”了。这个老天垂怜郑侠的故事,在很多正史相关资料里都予以采信,并大量转发,元朝的脱脱也将这种说法编进了《宋史·郑侠传》。这一次是神宗实行变法以来,唯一的一次罢除多项新法,足以证明臣党擅于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促使皇帝对新法产生动摇。郑侠是首功,两个太后和阿光的内外配合也十分到位。这一招准确命中了皇帝的心理,不可谓不绝。


时间往前,到1070年,我们再破一个闷儿,著名的“三不足”到底是谁说的呢?虽然历史上有很多人都希望这话是王安石说的,但很可惜,介甫同志身上虽然有这些闪光点,但他确实没有将这些话这么旗帜鲜明的提出来过。经考证,“三不足”的观点最初是由大才子苏轼提出来的,1070年3月苏轼主持进士策,题目是“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司马光受到启发,在8月他主持制科策时,出题“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不足畏忌”、“祖宗之法”“不足循守”、“纷纷之议”“不足听采”。千万不要以为苏轼和司马光突然转型成为变法派,这“三不足”在当时每个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他们提出来这样的辩论题目,其用心不可谓不险。参与院试的官员们能怎么回答,他们敢承认“三不足”是对的吗,那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猪狗不如。司马光出的辩题,摆明是要官员们对“三不足”一一驳斥,大加挞伐,而这些反驳,每一句都将是刺向变法的利剑。神宗马上发现了这个陷阱,命司马光“别出试题”。但第二天,神宗还是向王安石问询了“三不足”,王安石回答了,他的答案也留在了史书里:“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简洁峻切,逻辑严密,本场辩论的最佳辩手毫无疑问是介甫同志。从王安石的回答中,你可以看出他并不完全赞成“三不足”,即使赞成的部分也是以“效法祖宗”为依托,那为什么历史上会有那么多人说“三不足”是王安石发出的先声呢?细一分析,就会发现“三不足”完全符合谣言传播的条件:1、内容够劲爆;2、名人大量转发;3、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反对变法的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狂妄悖逆的证据,于是纷纷采信、转录,而后世的某些改革派们则认为这些话最能代表王安石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他们也很愿意把“三不足”的标签贴在王安石身上。历史也真会捉弄司马光,他很多攻击王安石的话,最后反而变成了对王安石的最佳诠释,不过没准这也说明阿光是最了解王安石的人吧。哦,还得提一下阿光,虽然神宗喊停他出的那道损题,但阿光他仍然固执地将辩题收录在他的家传集里,惹得神宗不满,再加上贾藩案的牵连,司马光最终被外放到洛阳。不过不要紧,阿光,你将有十五年的时间铸就你的伟大,挫折都是暂时的,当你完成那项使命,你还有改写历史的机会。


回到王安石罢相。王安石曾经两次罢相,第一次罢相虽因《流民图》所起,但他与神宗之间并未因此心生罅隙。也许是有点失望,但王安石提出辞呈,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变法五年,无数难缠的对手,司马光、苏轼、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唐介、吕诲……随便哪一个,在朝堂、在民间都有极强的号召力,更别提深宫内还有两个太后不停惹事生非,每一天都在战斗,对手无穷无尽,攻讦无穷无尽,变数无穷无尽,他的府邸甚至曾被一千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包围过……即便是铁人,也心力交瘁了。值得王安石欣慰的是,韩绛、吕慧卿能力上佳,王韶、章惇在外面仗也打得很好,内外都有能臣,变法后继有人。神宗虽然很舍不得,但他与安石相知最深,一方面是成全师臣情谊,另一方面他觉得高太后说得有理,王安石树敌太多,暂时外放,不仅让反对派们暂时消停,更是对王安石的一种爱护。


于是,王安石真的走了。


王安石是个自律刚强的君子,在他眼里,敢于变法的人也应该具备同他一样的美德。可他错了,吕慧卿有了二心,也许在王安石离去之前,吕慧卿还是王安石忠实的追随者,人之所以禁得起考验,那是因为诱惑还不够。当吕慧卿靠近那个一人之下的位置时,他心里的想法变了,他开始打压异己——从自己人开始,曾布、冯京、韩绛……一切都非常顺利,只要再搬掉一块石头,吕慧卿便可坐稳相位,那块“石头”便是王安石。吕慧卿深知,王安石虽然不在朝堂,但他一直都是神宗心中不二的宰相人选,其他人都不过是王安石的暂代品。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在年底冬至日祭典上,按照惯例,是要赦免一些罪臣,并赐一些恩赏,吕慧卿提醒神宗:是不是该往上提一下王安石的官职。只要神宗点头答允,那么王安石可以升至“节度使”——以一个罪臣的身份。可吕慧卿显然还是低估了王安石在神宗心中的地位,只要一涉及到王安石,神宗必然是万分留心,他当即识破了吕慧卿的花招:王安石不是罪臣,为什么要赦免加恩?


变法派内部互相倾轧,乱相频生,这不是最糟的,因为辽国人又来添乱了。国家动荡,神宗迅速召回王安石,只有王安石才是他最信任倚仗的人。而王安石也没有让神宗失望,只七天,王安石便从江宁回到了开封。二月,安石复相。


但谁知道,这次的君臣重逢如此短暂。王雱,王安石的长子,天资聪颖,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神宗爱才,当然也有爱屋及乌的心理,想给王雱一个龙图阁学士头衔,王雱自然千肯万肯,但他的好事却意外被吕慧卿搅了,心高气傲的王雱暂时忍下这口恶气,君子**,不在眼前。其实王安石第二次拜相,改革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韩绛跟王安石产生了分歧,辞官而去,他得力的亲信只剩下吕慧卿,然而这一臂膀,很快也被自己的儿子砍断了。王雱伙同邓绾向御史台举报吕慧卿昔日的罪状,王雱赢了,吕慧卿被赶出了开封,再也没有回来,连章惇在内的一大批改革干部,也被牵连,一同贬出。但王安石的悲剧还没有结束,王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坏了父亲的大事,痛悔交加,很快病死。下属内讧、儿子病逝,接连的打击让王安石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请求神宗黜落邓绾,又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抵御南方入侵的外敌上,南方此时伤亡惨重,邕州守卫战,知州苏缄一家与邕州百姓宁死不降,全城死难,还有钦州、廉州,都被交趾人击破……举朝震怒,王安石起草《讨交趾诏》,神宗下令大将军郭逵领军迎敌,注意,愤怒的神宗此刻给郭逵下达的旨意是“灭其国”,郭逵很勇猛,他一路猛杀猛砍,居然一直砍过了交趾的边境线,就在富良江畔,全歼数万交趾兵,其中还包括了交趾人的太子。可惜最后郭逵只做到了一半,但这不能怪他,因为宋军此时的战力也确实难以为继了。


当胜利的捷报传回京城,王安石却已经不在了。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他倾尽心力,做到了他能为国家、为皇帝做到的一切,此时的宋朝国库充盈,政令通达,神宗年富力强,勤政爱民,身边更不乏贤臣、能臣。


他终于可以功成身退了。


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完,还有很多疑云没有答案,但于我的辩题而言,一切到了该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道逻辑题:你支持司马光还是支持王安石?研究这段宋史的人,总是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的立场很明确,我站在……司马光这边。也许你们会觉得我疯了,在前面把神宗与王安石写得那么英明神武,感人至深,居然最后不是答案。对的,正是因为神宗和王安石都太好太好了,他们有远大的抱负,有兴国的举措,他们在道德方面也都达到了常人难及的高度,所以我不能站在他们这一边。(楼主神智很清醒,请耐心听完。)


为了推行新法,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设立了三司条例司,“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这样就能绕过“三省”,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扩大变法的力度。这样的做法直接对宋代的权力结构(即“三省”制度)造成了冲击。所谓三省,指的是中书门下,由全体宰相组成的最高行政部门。自宋太祖以来,所有的国家大事和重要任命,皇帝一人说了不算,还必须经由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审议通过,最后交由尚书省执行,在上述任何一个环节中,如果侍从官和台谏官仍有疑议,他们有权进行弹劾,予以纠正。这样的权力结构,最大的好处是在最高权力层形成了制衡,即实行了分权。仅有制度当然不够,还要看它被落实的程度,经过太祖至真宗朝的努力,一是皇帝这边确实做到了放权,给了臣子们言事、弹劾、执行的权力,臣子们审议不通过,皇帝要干的事就真的没法干;二是臣子们当然非常愿意跟皇帝“共治天下”,太祖刻了誓碑,给了他们“异论相搅”、“言者无罪”的保障,再加上宋朝“重文抑武”的治国大方针,臣子们在政坛上逐渐具备一定的主动权。历经数朝君臣的拉锯磨合,到真宗朝,宋朝的各种制度整备完成,皇权的定位也在这一时期真正显现,具有宋代特色的新型士大夫政治真正展开。真宗是个很平庸的皇帝,而平庸才是一个皇帝的常态,皇帝在常态下,才能显出这个王朝政治文化的常态,在政坛上,士大夫文化终于得以正式崛起。


皇帝无法独断专行,这样,不管最高的位置上坐的是头猪,还是条毒蛇,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都很有限。英宗就是个很好的证明,他把自己折腾得要死不活,撑到死也就是搞一下“濮议”。而通过一系列变法,神宗收拢了权力,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马上有敏感的人士指出这个时候的神宗已经不是“快意事做不得一件”的年轻人了,对改革这等大事,皇帝一人一言可以废,一人一言可以复,这其实已经是“皇权”不受控制的表现了。宋代“三省”制造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书门下几乎沦为皇帝的附庸。当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时,等于是把一个王朝的命运前途系在了一个不受约束的肉身之上。这个肉身的人品、执政水平、兴趣爱好、靠不靠谱,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神宗与王安石都是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收拢了皇权,把权力用在了该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主持下,变法执行得很好,各项国家目标逐渐达成,宋朝焕然一新。但这样的“神宗-王安石”模式,三百年宋朝只此一份,根本无法复制。这样罕见的君臣模式太好了,好到它撕开了牢笼,放出了“皇权”,也让人无法生“恨”。而皇权一旦挣脱,它便再也不肯乖乖回到牢笼里了。我喜欢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也常为他们不懈的奋斗感到心怀滚烫,但我也清楚地知道不是所有的风雨兼程都能指向光明的未来,王安石们努力实践的一切,改变了帝国的方向,却并没有把国家的前途变得更好。你只要试想一下皇帝有了权,有了权他想干活,但能力又不够,或者干脆就不想干活,或者……谁也管不了他,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局面吗?这真不是开玩笑,北宋最后的一切都滑向了最坏的结局,哲宗之后就一连出了三头猪,一通胡搞,居然只丢了半壁江山,只能说明宋朝的底子太厚实了。


再看司马光,他除了不停地黑王安石、黑变法,他还做了什么好事吗?是的,阿光做的很多事确实过激了,在书里写的很多东西也不怎么地道,但从头到尾他都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批判。批判是比变法更难完成的使命,变法是在改变中向极权缴械,批判是在坚守中抵御极权的冲刷,孰易孰难,不言而喻。但司马光做到了,就凭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伟大,更何况,阿光身上还有很多美好的品质,他坚忍,从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他和士大夫们攻击王安石,绝不仅仅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而是王安石违背了士大夫间的立场与默契,投机取信的行径在士大夫们看来不是“媚道”又是什么,王安石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没错,但他借助皇权,展开变法,导致的结果是将相权捆绑在皇权之下,将“共治天下”,变成了“治天下”的附庸,这又怎么不为士大夫们所深恶痛绝呢?王安石没有私心,但他不能杜绝后面坐上宰相位置的人没有私心,傍皇权的捷径,想走的人太多了,看看后面徽宗与蔡京的表演就知道什么叫活报剧。在神宗朝之前,宋朝曾经有过一个极好的权力制衡结构,再继续演化,谁敢说它离君主立宪遥遥无期呢,皇帝与臣子在这个节点对权力的分割,所展现的微妙与均衡是空前绝后的,现代研究北宋历史的学者们无一不为之赞叹称奇。但令人扼腕的是,为了实现一个军国理想,在一群实干家的带领下,这个均衡的局面被终结了,最终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璀璨的一朵昙花,这又如何不叫人“愁”肠百回呢。


行文至此,终于对文章的标题有所回应,真的是且“恨”且“愁”,欲恨难恨愁更愁。站在历史的节点回望,也不过是站在结果去倒推前尘往事,难免误解其间种瓜得豆的曲折。毕竟无法真的去穿越一回,便叹一声:


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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